2020年9月份，我國明確提出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目標。“雙碳”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全社會的努力。近年來，ESG成為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關鍵一環。對于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而言，開展ESG的動力是什么？它將對整個社會經濟向可持續發展發展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針對上述問題，5月12日，《中國冶金報》記者專訪了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吳哲穎。

　　脫胎于企業社會責任

　　“ESG投資理念實際上是脫胎于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CSR）。但是，CSR沒有得到很好推廣，原因在于它單一強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沒有為企業提供動力。”在吳哲穎看來， ESG概念之所以能夠在全球范圍受到關注并快速發展，關鍵在于兩點變革。

　　吳哲穎介紹道，第一，ESG概念源自全球頂級投資者、投資機構的對企業非財務業績的關切。2004年聯合國在Who Cares Wins（WCW，“誰在乎誰獲勝”）大會上，發布了對全球主要金融投資機構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得到23家金融機構的認可，而這些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國際金融公司和世界銀行集團也在其中。“這份報告實際上顯示了投資者對于企業非財務業績的關注，投資者確認，除了企業的財務業績之外，他們對于其在社會、環境、公司治理方面的各項表現也非常關切，也就形成了ESG概念。”吳哲穎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與之前的企業社會責任強調企業需要承擔責任相比，ESG令企業意識到，投資人（至少一部分投資人）偏好那些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方面表現優秀的企業，這就給了企業踐行ESG的直接動力。”第二，ESG之前，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較為籠統的概念，ESG使其維度化。“ESG提供了環境、社會、公司治理3個維度，給企業較為明確的方向，可操作性更強，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可比性，為整個體系進一步發展完善奠定了基礎。”

　　從籠統到具體，ESG報告起到了載體作用。據了解，目前國際上尚未形成評估ESG行為的統一標準，但是有三大類ESG報告的編制原則：一是以GRI、SASB準則為代表的國際報告準則，二是國內外主要證券交易所的ESG信息披露要求報告體系，三是其他可以參考的報告體系，如明晟、富時羅素等。

　　至于為何沒有統一的標準，吳哲穎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各行業情況不同，面對的環境、社會等挑戰也不同，因此，ESG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信息披露標準。但是，從編制原則上能夠看出一些趨勢。比如GRI的專項議題是按照E、S、G進行議題分類設置，獨特之處是企業“可選”相關議題，指導作用強。而SASB則是在傳統行業分類系統的基礎上，根據企業的業務類型、資源強度、可持續影響力和可持續創新潛力等規定了必須披露的信息。

　　“國際上，ESG正在慢慢形成氣候，尤其是對上市公司，盡管目前沒有國際標準，但應抓緊摸索并打造適合中國國情的ESG標準。”她進一步表示，從國家和行業角度看，ESG標準制定至關重要。

　　“標準將定義企業行為何為好、何為不好。如果我們現在不去做，一旦等到國際標準確立，我們可能會很被動。”吳哲穎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比如在社會責任方面，國際ESG評估要素中的兩個重要指標是“人權問題”和“社區關系”，聯系我國實際情況，我國企業扶貧、鄉村振興等績效占到很大比重，但這些績效在國際ESG評估中未必會得到很高的關注。“所以，ESG標準一定要體現中國特色，國家、行業層面應該加緊布局。”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目前ESG披露已經呈現出強制性趨勢。

　　據了解，香港交易所全資附屬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從2016年開始，就要求上市企業對于環境關鍵指標做出“不遵守就解釋”的半強制性披露。今年4月14日，港交所刊發咨詢，就ESG框架下的氣候信息披露征詢市場意見，并指出，港交所計劃在2024年開始實施新的氣候信息披露框架，上市公司需要在ESG報告中采用新版框架進行披露。同時考慮到上市公司涉及的不同行業和ESG發展程度的差異，港交所為發行人設定了兩年過渡期（2024年和2025年），上市公司最晚需要在2026年開始強制披露。“港交所強制披露后，報告的可比性更高，已上市企業和有上市準備的企業都應在這方面做好準備。”吳哲穎說。

　　“對企業來說，開展ESG的目的是要讓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而消費者、公眾也是利益相關者，所以在做ESG時，一方面要在合規的同時不損害相關者利益、避免風險；另一方面則要為自己在社會價值領域創造機會，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在談到企業的ESG戰略應如何做時，吳哲穎認為，“應該把ESG與企業的實際業務結合起來去考慮，不能讓ESG抽象化、變回原來的社會責任概念。”她進一步解釋，企業始終存在于商業世界，必然要符合商業的行為邏輯。“賺錢、盈利是企業的職責所在，因此ESG不能脫離企業實際的存在背景，要回歸商業本質。企業要做的是激發商業智慧，利用商業思維創新商業模式，挖掘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共享價值。”她表示。

　　如何挖掘共享價值？吳哲穎認為，從ESG的角度來看，共享價值的創造應來自企業對自身長期發展的追求。具體而言，企業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來思考。

　　一個角度是風險角度。即在ESG的視角下，企業會承擔什么風險，重點是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基本期待，違背了這些底線，就會帶來巨大的風險。比如，對于冶金企業來說，大眾的基本期待可能是不要受到企業污染的影響。這就要求企業先保證能夠將自身生產所帶來的對環境的影響控制到最小范圍。

　　另一個角度是機會角度。也就是企業通過創造社會價值，為自己創造了商業機會。特定的企業戰略不僅對社會有益，而且對企業自身也有好處，因此企業有充分的動機參與到這些事業中去。

　　吳哲穎表示，企業應該去挖掘ESG所帶來的共享價值。她舉例道，支付寶“螞蟻森林”公益項目，因帶動5億人參與低碳生活，并將碳減排量轉化為種植在荒漠化地區的1.22億棵樹，支付寶螞蟻森林于2019年獲得聯合國最高環保榮譽——“地球衛士獎”。與此同時，螞蟻森林也為支付寶帶來了忠誠的長期用戶群體。

　　她表示，對冶金企業來說，識別風險相對容易，但識別機會有一定難度。“難度在于，很難用一個優秀的戰略去影響消費者的行為，但可以更多考慮與自身商業邏輯結合起來，通過創新商業模式，挖掘機會。”她強調。

　　比如“雙碳”。她認為，國家“雙碳”戰略的提出給企業帶來了機遇，同時在國際貿易中，“碳”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話題，ESG理應成為推動企業綠色轉型、實現價值提升的重要工具。“ESG是從企業的層面使得國家的‘雙碳’政策能夠很好地落地，包括現在很多金融機構推出了碳金融產品助力企業低碳發展。由其所帶來的企業自身發展的可持續，也符合包括投資者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鋼企應該抓住機會，用好ESG實現轉型發展、實現價值提升。”她表示。

　　盡管ESG對于企業而言是有價值的，但吳哲穎也提示，這并不代表ESG必然是“風口”所在。“長遠來看， ESG本身會如何發展？是否在國際社會一直保持如今的熱度？這些都是不確定的。大家對它的關注應該在其多維度、長期性的價值內涵。所以，企業開展ESG不應是一個‘跟風’行為，而應該去思考ESG對企業發展而言真正意味著什么，能夠為企業帶來什么價值。從企業角度出發，我認為，關鍵是要通過ESG慢慢做出合乎自己長期主義的選擇。”吳哲穎說。